等一切准备就绪，二人便开始了简单的问询。
孟警官负责交谈，吴警官则负责记录。
孟警官首先不失礼仪地表达了对我个人，以及家庭的宽慰，希望我们节哀顺变。
随后，针对4月18日晚我的个人行踪，提出了一大串连贯的问题。
我猜想，这是试图掌握案发时关于我的行踪，看我是否可以提供完整的不在场证据。我无法举证，亦无法立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那天晚上，是我和天赐最后一次看到白玫。
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况，缓缓地向对面坐着的两位警官逐一汇报。
当晚大概9点，和他们小两口一起吃过晚饭，我们一行三人驱车来到御景湖小区。提前约了田雨在他的公寓见面，打算协商孩子们结婚的细节，特别是关于婚房的问题。我便在进入小区后下了车，和他们分开了。
到田雨公寓的时候，他还没回来，我稍微等了他一会儿。
我向两位警官简单介绍了我和田雨的关系，谈话中仅以挚友身份示人，并未提及恋人关系。也不愿将当晚协商内容的细枝末节和盘而出。
然而这种想法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，男警官没有放过任何细节。我只得竹筒倒豆子般，详尽地回答了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。我和田雨的特殊关系，也在他看似柔和却无法拒绝的追问下无处藏匿。
那晚，对于需要协商的内容，我和田雨很快就达成了共识。那时应该还不算太晚。依稀记得透过落地窗向外望时，周边楼群很多家庭仍旧灯火通明。
估摸10点半的光景吧，我正准备洗漱，突然接到天赐的电话。那孩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，也听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我匆忙和田雨打了招呼，独自赶往天赐那里。他问我是否需要陪同，我拒绝了。
两处住所离得很近。因入住小区时，有一些施工作业仍在收尾，导致楼下栅栏处有一个能供行人穿行的缺口，抄近道过去应该用不了5分钟。
我赶到别墅的时候，两个孩子的情绪都异常激动。天赐竟是一脸泪痕，眼睛又红又肿；白玫有气无力地伏在沙发上，见到我也没打招呼，一副冷冷的样子。
依照我的经验，这个时候最好让两个人分开，单独冷静下来，否则只能让局面僵化。
既然天赐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不清楚，一个男孩子只是一味地哭，八成受到了莫大的委屈，情绪难以平复。于是我遣他到小区里随意走走，我留下来和白玫单独谈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那位男警官也很关心两个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起了争执，矛盾又激化到何种程度。
说来也怪我，如果我和田雨早点商量出个结果，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或许，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。
说到底，就是财产问题。
常听年轻人提及“物质是感情的基础”这句话，或许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，低估了其中的深意。
现在20多岁的女孩子，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高，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个个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。家庭条件优越的也不在少数，因此对男方家庭环境的要求颇为苛刻，也不足为奇。
“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”。
有时，这种苛刻，甚至腐化成一种刻薄。